第四卷_第三部

第三部

波罗金诺会战以及紧随其后的莫斯科的被占领和法国人的不战而逃，是最值得借鉴的历史现象之一。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赞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外事活动在他们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时是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军事上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和民族政治力量的增强或者减弱。

史书常常记载，某某国王或者皇帝与另外一个国王或者皇帝发生争吵后，召集部队同仇敌的军队作战，他获得了胜利，打死三千人、五千人或者一万人，从而征服了那个国家和拥有几百万人的整个民族，不管这种记载多么奇怪，不管为什么只占一个民族百分之一的力量的军队战败会迫使这个民族屈服是多么不可理解，但是所有历史事实（据我们所知）都证明以下说法是正确的，即一个民族的军队对抗另一个民族的军队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是这些民族力量增强或者消减的原因，或者至少也是重要的标志。军队赢得了胜利，战胜民族的权利立刻增加，而战败者的权利则受到损害。军队打了败仗，这个民族根据失败的程度会丧失一些权利，而在军队彻底战败的情况下，就完全被征服了。www.djycu.com 黄瓜小说网

从远古直至现代向来如此（据史书记载）。拿破仑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这一法则的明证。根据奥地利军队战败的程度，奥地利失去了一些权利，法国则增加了一些权利和力量。而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附近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但是一八一二年突然发生了变化，法国人在莫斯科近郊取得胜利，占领了莫斯科，此后在没有再战的情况下并非俄罗斯不复存在，不复存在的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然后是拿破仑的法国。硬给历史规则拼凑事实，说波罗金诺战场仍在俄国人手中，说莫斯科被占后又打了几场毁灭拿破仑军队的战斗，这是不行的。

在法国人取得波罗金诺会战的胜利后，不仅没打过一次重大战役，就连一次多少有点意义的战斗也没打过，可是法军却不复存在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如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说，这一现象并不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当某事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评价尺度时他们摆脱困境的手段）；如果涉及的是只有少量部队参与的短暂冲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现象看作是例外；但是这一事件发生在我们父辈眼前，对他们而言要解决的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这场战争是所有著名战争中最伟大的战争……

一八一二年战争中，从波罗金诺会战至法国人被驱逐出境这一时期表明，打赢一场战役不仅不是征服他人的理由，甚至也不是征服他人的固定标志；表明决定各民族命运的力量并不在征服者那里，甚至不在各个军队和各场战役中，而在别的什么东西上。

法国历史学家在记述法军撤离莫斯科前的状况时断言，这支伟大的军队一切都完好无损，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车辆例外，因为他们没有粮草喂马和牛。这个灾难是无法解决的，因为郊区的农夫们烧掉自己的干草，不给法国人。

打赢了一场战役却没有带来常见的结果，因为在法国人撤离后赶着大车进入莫斯科劫掠城市、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个人的英雄气概的农夫卡尔普和弗拉斯以及无以计数的这样的农民，并没有把干草运到莫斯科卖许诺给他们的好价钱，而是把它烧掉了。

我们设想有这样两个人，他们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击剑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突然其中一个对手觉得自己受了伤——他明白伤得不轻，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丢开剑，顺手抄起身边的大棒子挥舞起来。我们再设想，这个对手为了达到了目的理智地使用了最好最简单的手段，与此同时，他受骑士传统的影响想要掩盖事情的实质，坚持说他是按照剑术的所有规则在击剑中取得胜利的。可以想象，如果如此描述这场决斗的过程是多么混乱和含糊不清。

要求按照剑术规则进行决斗的剑客就是法国人，扔下剑而拿起大棒子的对手是俄国人，极力按照剑术规则来解释这一切的，则是记述该事件的历史学家们。

从斯摩棱斯克发生大火时起，一场不符合任何以往战争传统的战争就开始了。焚烧城市和乡村，交战后退却，波罗金诺给予沉重一击后又撤退，放弃和烧毁莫斯科，抓捕抢劫者，阻截各种运输工具，开展游击战——所有这些都不符合规则。

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以击剑者的正确姿态停留在莫斯科，看到悬在他头上的是大棒而不是对手的剑，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停地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战争违背了一切规则（似乎存在着一些杀人的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高层人士不知为何觉得用大棒打仗可耻，想按照一切规则摆好第四种姿势、第三种姿势，以第一种姿势做出巧妙的攻击等等——但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以其令人生畏而又威严的力量举了起来，不过问任何人的喜好和规则，虽然粗鲁简单，但却目标明确、毫无顾忌地举起来、落下去，痛打法国人，直到法国人停止侵略为止。

这个民族是幸运的，它没有像法国人在一八一三年那样按照所有规则行过礼、掉转剑柄后优雅虔敬地把剑递给宽厚仁慈的胜利者；这个民族是幸运的，它在经受考验的时刻不管别人在类似情形下如何按照规则行事，都不假思索而又敏捷地顺手抄起大棒，用这根大棒痛打，直到心中的屈辱和复仇的感情被蔑视和怜悯所取代。

以分散的兵员对抗挤成一团的兵员，是对所谓的战争规则的最明显、最有利的一种背离。这类行动常常在具有人民性质的战争中表现出来。这些行动的方式不是一群人对抗一群人，而是分散开，单独出击，遭到大部队进攻就立刻逃跑，然后有机会时再出击。西班牙的游击队员这样做过，高加索的山民这样做过，俄国人在一八一二年也这样做了。

人们把这类战争称为游击战争，并且以为这样称呼就说明了它的意义。但是，这类战争不仅不符合任何规则，而且还与众所周知的、公认为绝对正确的战术原则直接对立。这种原则规定，进攻者应该集中自己的部队，以便在交战时兵力强于对手。

游击战争（历史证明，它常常能够获胜）与这种原则直接对立。

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军事科学把军队的力量与其人数等同起来。军事科学认为，军队人数越多，力量就越大。权力通常掌握在人数较多的军队手里。

军事科学持有这种观点，就类似于那种只考察力与其质量的关系的力学，会认为各种力量之间相等或者不等是因为它们的质量相等或者不等。

力（运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所得之积。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量也是质量乘以某种东西、某一未知数X所得积。

军事科学看到历史上有无数军队人数与力量不相符的例子，看到一些小部队战胜大部队的事实，便含糊地承认存在这种未知的乘数，并且竭力要么在军队布阵的几何图形中、要么在武器装备中、要么在——最常见的做法——统帅们的天才中寻找。但是带入乘数的所有这些值，都没有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果。

其实，只要摒弃那种为讨好英雄们而对最高当局在战争期间下达的指令的效力所持的固定的虚伪看法，就能找到这个未知数X。

这个X就是军队的士气，也就是组成军队的所有人甘愿打仗和冒各种危险的或大或小的意愿，完全不取决于人们是否在天才或者非天才的指挥下作战、分成三路还是两路、用大棒还是用每分钟射击三十次的火枪。抱有强烈的作战愿望的人也常常让自己拥有最利于打仗的条件。

军队的士气——就是那个与质量相乘得出力量之积的乘数。确定和表达军队的士气这个未知的乘数，是科学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只要我们不再任意用力量得以表现的那些条件，诸如统帅的命令、装备等等，把它们看作乘数来替代整个未知数X的值，而是承认这整个未知数，即或大或小的作战和甘冒风险的愿望。只有那时，如果用方程式来表示已知的事实，通过比较这个未知数的相对数值，能够有希望确定未知数本身。

十个人、十个营或者十个师与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者十五个师作战，战胜了十五个的那一方，即把对方全部打死或者俘虏，而自己损失了四个；结果是，一方损失了四个，而另一方损失了十五个。因此，四就等于十五，即4X=15Y，由此得出X:Y=15:4，这个方程式并没有给出未知数的值，但是它表明了两个未知数之间的比例。如果把通过不同方式取得的一些历史单位（战斗、战役、战争阶段）代入这样的方程式，就会得到一些数据，在这些数据中应该存在并能够得到揭示的一些规律。

在进攻时应该集中大量人马行动而在撤退时应该分散兵力的战术原则无意中只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军队的力量取决于它的士气。率领众人冒着炮火前进，比击退进攻者需要更多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只有通过大队人马的运动才能达到。但是这个规则忽视了军队的士气，不断显示出它原来是错误的，尤其是在军队士气急剧高涨或者低落之处——在所有的人民战争中，它常常与现实惊人地矛盾。

法军在一八一二年撤退时，虽然按照战术应该分散自卫，但是却挤成一团，因为军队士气低落得只有大量人马才能把军队维持住。俄国人则相反，按照战术本应该集中大量部队进攻，可实际上却很分散，因为士气高涨得一些单个的人不等接到命令就打击法国人，无需强迫他们去承受困难和冒风险。

所谓的游击战争是在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的时候开始的。

在游击战争得到我国政府正式认可之前，就已经有数千敌人——掉队的抢劫者和粮草征集者——被哥萨克和农民们消灭，他们打死这些人是不自觉的，就像一群狗不自觉地咬死一只到处乱窜的疯狗一样。杰尼斯·达维多夫以其俄罗斯人特有的敏锐，第一个明白了那个可怕的、不问战术规则地消灭法国人的大棒的意义，在使这种战争方式在合法化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的荣誉是属于他的。

八月二十四日，达维多夫的第一支游击队组建起来，这支队伍组建后其他队伍也纷纷成立。战局越发展，这类队伍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多。

游击队员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着那支伟大的军队。他们收拾着那些自动从干枯的树——法国军队——上掉下来的叶子，有时也摇撼这棵树。十月份，在法国人向斯摩棱斯克逃跑的时候，这种人数不等、性质各异的部队就有几百个。有仿效正规军的所有做法、拥有步兵、炮兵、司令部以及各种生活设施的部队，有只有哥萨克骑兵的部队，有小股的、混合的、既有步兵又有骑兵的部队，有无人知晓的农民和地主的部队。有一个教会执事担当了一支部队的头目，这支队伍在一个月里抓到几百个俘虏。有一个村长的老婆名叫瓦西里萨，她打死了几百个法国人。

十月份的最后几天是游击战争的**时期。在这种战争的初期阶段，游击队员们也惊异于自己的胆大妄为，他们每时每刻都担心被法国人抓住或者被包围，因而马不卸鞍、几乎人不下马地躲藏在森林里，时刻提防被追击。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此时这场战争已成定局，大家都很清楚，对法国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现在只有那些设有司令部、按照规则远离法军活动的部队的首长们还认为许多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而那些早就开始行动并在近处观察法国人的微不足道的游击队们，则认为那些大部队长官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深入到法国人中间的哥萨克和农民们认为，现在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办得到的。

十月二十二日，当了一名游击队员的杰尼索夫和他的队伍正处于打游击战的热情最高的时刻。从清晨起，他和自己的队伍就在行动。他整天在靠近大路的树林里活动，监视着一支庞大的法国骑兵用品和俘虏运送队，这支队伍远离了其他法军，但有强大火力掩护，据侦察兵和俘虏说，这支部队正开往斯摩棱斯克。知道这支运送队的不仅有杰尼索夫和在杰尼索夫附近活动的多洛霍夫（现在他也是带领着一支不大的队伍的游击队员），还有设有司令部的大部队的首长们：大家都知道这支运送队的情况，并且像杰尼索夫所说的那样，都对它垂涎三尺。两个大部队的司令——一个是波兰人，一个是德国人——几乎同时给杰尼索夫送来信，邀请他参加他们的队伍，以便攻击运送队。

“不，老兄，我自己也不比别人差。”杰尼索夫读完这些信说，他给德国人回信说，尽管怀有在如此英勇而又知名的将军麾下服务的意愿，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样的福分，因为他已经接受波兰将军的指挥了。他给那个波兰将军也写了同样一封信，告知说他已经接受德国将军的指挥了。

这样安排完以后，杰尼索夫打算不向上司报告，而与多洛霍夫一起用他们不大的兵力去袭击和截获这个运送队。十月二十二日，运送队正从米库林诺村向沙姆舍沃村转移。从米库林诺村到沙姆舍沃村的道路的左侧是一片大树林，有些地方延伸到路边，有些地方离道路一俄里或者更远。杰尼索夫带着部队整天在这些树林里走动，时而深入林中，时而来到林边，盯着行进中的法国人。早上，在离米库林诺村不远处树林靠近大路的地方，杰尼索夫部队中的一些哥萨克人截获了两辆陷入泥泞中、载有骑兵马鞍的法国大车，把它们运进了树林里。从那时起到晚上部队都没有进攻，一直监视着法国人的行动。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安心地到达沙姆舍沃村，那时再与傍晚到林中守林人的小屋（离沙姆舍沃村一俄里）来协商的多洛霍夫会合，在次日黎明时从两侧突如其来地发起进攻，一举把他们全部打垮和俘虏。

在后面，在离米库林诺村两俄里树林紧靠大路的地方，布置了六个哥萨克人，他们应该在出现新的法军纵队时立刻报告。

在沙姆舍沃村前方，多洛霍夫也应该同样监视大路，以便了解在多远的地方还有其他法国军队。估计这支运送队有一千五百人。杰尼索夫有二百人，多洛霍夫大概也有这么多人。但是法军在数量上的优势没能阻止杰尼索夫。他还需要知道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这是些什么部队；为了这个目的杰尼索夫需要抓个舌头（即敌人纵队中的一个人）。早晨袭击法军大车时干得太急了，押车的法国人全都打死了，只活捉了一个掉了队的、根本说不清纵队是什么部队的小鼓手。

杰尼索夫认为再袭击一次比较危险，会惊动整个纵队，因此他派自己队伍里的农民吉洪·谢尔巴特到前面的沙姆舍沃村去——如果可能，哪怕抓住一个在那里打前站的法国设营员也行。

这是一个温暖多雨的秋日。天空和地平线都是浑水的颜色。一会儿似乎起了雾，一会儿又突然下起斜注的大雨。

杰尼索夫骑着一匹瘦削、两肋深陷的良种马，披着斗篷，戴着羊皮高帽，雨水顺着斗篷和高帽流下来。他也像他那匹歪着脑袋抿着耳朵的马那样，因为下着斜雨而皱起眉头，忧虑地注视着前方。他那消瘦而长满浓密短黑胡子的脸显出生气的神情。

在杰尼索夫旁边是有一个哥萨克大尉，也披着斗篷，戴着羊皮高帽，骑着一匹高大肥壮的顿河马，他是杰尼索夫的助手。

第三个人是哥萨克大尉洛瓦依斯基，也披着斗篷，戴着羊皮高帽，他身材修长，身子像木板一样扁平，面色白皙，头发淡黄，有一双细小明亮的眼睛，脸上和骑马的姿势显得平静和扬扬自得。虽然无法说出马匹和骑手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看一眼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就可以看出，杰尼索夫全身湿透，很不舒服，他就是一个骑在马上的人；再看哥萨克大尉，可以看出，他像往常一样既舒适又安稳，也像往常一样，觉得他不是骑在马上，而是与马成为一体，并因两股力量合而为一而力量倍增。

他们前面不远，走着一个穿灰色长衫、戴白色圆帽、浑身湿透的农民向导。

后面不远，骑着又瘦又小、尾巴和鬃毛很长、嘴唇磨得出血的吉尔吉斯马的，是一个穿着蓝色法国军大衣的年轻军官。

和他并排走的是一个骠骑兵，马屁股上驮着一个身穿法国破军服、头戴蓝色尖顶帽的男孩。男孩用冻得发红的双手抓住骠骑兵，晃动着一双光脚板，想让它们暖和暖和，他扬起眉毛，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周围。这就是早上抓到的那个法军鼓手。

后面，骠骑兵三个一群、四个一伙地沿着狭窄泥泞、踩得稀烂的林间小路行进，后面是哥萨克，他们有的披着斗篷，有的穿着法国军大衣，有的头上顶着马被。马匹，无论是棕红色的还是枣红色的，由于雨水从它们身上往下流，全都像是黑色的了。马脖子由于鬃毛湿透而显得出奇地细。马身上冒着热气。无论是衣服、马鞍还是缰绳，都像泥土和覆盖着道路的落叶一样，全都湿漉漉、滑腻腻的，浸透了雨水。人们骑在马上，缩着头蜷着身子，尽量一动不动，以便焐暖渗到身上的雨水，不让冰冷的雨水再流到座位上、膝盖下和脖子里。在拉得长长的哥萨克的队伍中间，两辆大车由法国马和配着马鞍的哥萨克马拉着，辘辘响着从树根和树枝上面驶过，在经过积满水的车辙时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

杰尼索夫的马绕过路上的水坑时往旁边一闪，使他的膝盖撞到了树上。

“唉，该死！”杰尼索夫恶狠狠地喊了一声，呲着牙用鞭子打了马两三下，溅了自己和同伴一身泥水。杰尼索夫情绪低落：既是因为下雨和饿着肚子（从早上起谁也没吃东西），也主要是因为多洛霍夫那儿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派去抓舌头的人也没回来。

“未必再有像今天这样袭击运送队的时机了。单独进攻过于冒险，要推迟到明天——就会有大游击队把战利品从我们鼻子底下夺走。”杰尼索夫一面想，一面不停地往前面看，希望看到多洛霍夫派来的人。

杰尼索夫走到林间通道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右面很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

“有人骑马过来了。”他说。

哥萨克大尉朝杰尼索夫指的方向看了看。

“来了两个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哥萨克。只是不能推断就是中校本人。”哥萨克大尉说，他喜欢用哥萨克们不知道的字眼。

骑马过来的人下了山，从视线中消失了，过了几分钟又出现了。前面的人骑着一匹疾驰得疲惫不堪的马，用鞭子驱赶着它，这是一个军官，他衣衫破烂，浑身湿透，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他后面骑在马镫上奔驰的是一个哥萨克。这个军官是个非常年轻的孩子，有一张宽阔红润的脸庞和一双机灵快活的眼睛，他跑到杰尼索夫跟前，递给他一个湿漉漉的信封。

“将军的信，”军官说，“请原谅，有些湿了……”

杰尼索夫皱起眉头，拿过信封，开始拆信。

“瞧，大家总是说危险、危险，”军官在杰尼索夫读信时对哥萨克大尉说。“不过我和卡马罗夫，”他指了指那个哥萨克，“做好了准备。我们每人有两支手枪……可这是怎么回事？”他看到法国小鼓手后问。“是俘虏？你们已经打过仗了？可以和他说话吗？”

“罗斯托夫！别佳！”杰尼索夫这时浏览完给他的信喊道。“你怎么不说你是谁呢？”于是杰尼索夫微笑着转过身，朝军官伸过手去。

这个军官就是别佳·罗斯托夫。

一路上别佳做好了思想准备，想好了他该如何像一个大人和军官那样对待杰尼索夫，不提以前认识他的事。可是看到杰尼索夫一对他微笑，别佳立刻容光焕发，高兴得涨红了脸，忘了准备好的官腔，开始讲他怎样从法国人旁边经过，他接到这样的任务多么高兴，说他在维亚济马已经参加过战斗，在那里有一个骠骑兵立了功。

“我很高兴见到你，”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脸上又现出忧虑的神情。

“米哈伊尔·费奥克利特奇，”他对哥萨克大尉说，“瞧，又是德国人送来的，送信人是他的部下。”于是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讲了送来的信的内容，还是那个当将军的德国人再次要求联合起来攻打运送队。“要是我们明天还拿不下运送队，他们就会从我们鼻子底下夺走。”他最后说。

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说话时，别佳因杰尼索夫语气冷淡而感到窘迫不安，他推测杰尼索夫语调冷淡是因为他的裤腿往上卷了，于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他在大衣下面把卷起的裤腿放下，竭力做出尽可能威武的样子。

“大人有什么命令吗？”他把手举到帽檐边对杰尼索夫说，又表演起他做了准备的副官和将军的角色来，“我或许应该留在大人身边？”

“命令？”杰尼索夫若有所思地说。“那你可不可以留到明天？”

“啊，好的……我可以留在您身边？”别佳大声问。

“将军到底怎么吩咐你的——是立刻返回吗？”杰尼索夫问。别佳脸红了。

“他什么也没吩咐。我想可以吧？”他用疑问的语气说。

“那好吧，”杰尼索夫说。他朝自己的部下转过身去，下达了命令，让队伍朝林中守林人的小屋旁边的指定休息地进发，派骑着吉尔吉斯马的那个军官（这个军官履行副官的职责）去找多洛霍夫，弄清楚他在哪里、晚上是否能来。杰尼索夫本人打算带着哥萨克大尉和别佳到接近沙姆舍沃村的树林边缘去，以便察看一下明天要袭击的法军驻地。

“喂，大胡子，”他对农民向导说，“领我们去沙姆舍沃。”

杰尼索夫、别佳和哥萨克大尉在几个哥萨克和押着俘虏的骠骑兵的陪同下，骑马向左拐，经过一道山谷，朝树林边缘走去。

小雨停了，不过起了雾，水滴不停地从树枝上落下来。杰尼索夫、哥萨克大尉和别佳默默地骑马走在戴着尖顶帽的农民身后，而这个农民轻快而又无声地迈开穿着树皮鞋的外八字脚，踩在树根和湿淋淋的落叶上，领着他们朝着树林边缘走去。

农民走到一处有缓坡的高地上停了片刻，看了看四周，然后走到树木稀疏的地方。他在一棵还没有落叶的大橡树旁站住，神秘兮兮地招了招手。

杰尼索夫和别佳策马来到他跟前。从农民站着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法国人。现在树林外面向下延伸着一块呈半高坡状的春播作物地。在右面，穿过一道陡峭的谷地就是一座不大的村庄和一处房顶坍塌的地主小宅院。在这个村子和地主宅院里，在整个坡地上、花园里、水井和池塘旁，在从桥头到村子距离不超过二百俄丈的整条山坡大路上，在漂浮不定的雾中都可以看到一群群人。听得到这些人显然不是俄语的、对使劲拉车上坡的马匹的吆喝声以及相互之间的招呼声。

“把俘虏带过来，”杰尼索夫低声说，目光却没有离开法国人。

哥萨克下了马，把男孩抱下来，带着他走到杰尼索夫跟前。杰尼索夫指着法国人，问这些都是什么部队。男孩把冻僵的手伸进衣兜里，扬起眉毛，惊恐地看着杰尼索夫，虽然看得出他有要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的愿望，却回答得乱七八糟，只是肯定了杰尼索夫问的那些事。杰尼索夫皱起眉头，背过身去面对哥萨克大尉，对他讲了自己的想法。

别佳迅速地转动着脑袋，一会儿看看小鼓手，一会儿看看杰尼索夫，一会儿看看哥萨克大尉，一会儿看看村子里和大路上的法国人，极力不放过重要的事情。

“多洛霍夫来还是不来，都应当拿下。”杰尼索夫眼睛愉快地闪动着说。

“地点很合适。”哥萨克大尉说。

“派步兵往下面走，从沼泽地过去，”杰尼索夫继续说，“他们偷偷接近花园；您带领哥萨克从那里走，”杰尼索夫指了指村庄后面的树林，“我带骠骑兵从这里靠近。以枪声为号……”

“不能走洼地，那里是烂泥塘，”哥萨克大尉说，“马会陷进去的，应该从左面绕过去……”

正当他们这样小声谈论的时候，下面池塘旁边的谷底里响起了枪声，冒出白烟，又响了一声，接着传来斜坡上的几百个法国人似乎愉快的齐声喊叫。开始无论是杰尼索夫还是哥萨克大尉都向后退了退。他们离得那么近，因而觉得这些枪声和喊叫声是他们引起的。但是枪声和喊声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下面沼泽地上跑着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显然，法国人是在朝他开枪和喊叫。

“这是我们的吉洪，”哥萨克大尉说。

“是他！就是他！”

“这个机灵鬼，”杰尼索夫说。

“准能跑得掉！”哥萨克大尉眯着眼睛说。

他们称之为吉洪的那个人跑到小河边，扑通一声跳进去，拍得水花四溅，他藏了一会儿后，全身被水浸得黑乎乎的，手脚并用地爬出来，继续往前跑。追他的法国人停下来。

“真利落，”哥萨克大尉说。

“这个滑头！”杰尼索夫仍然带着那种懊恼的神情说。“直到现在他都干了什么？”

“这是谁？”别佳问。

“这是我们的侦察兵。我派了他去抓舌头。”

“啊，是这样，”别佳听了杰尼索夫的第一句话就点着头说，好像他全都懂了，其实他一句话都没明白。

吉洪·谢尔巴特是队伍中最有用的一个人。他是格扎济附近的波克罗夫斯克耶村的农民。杰尼索夫在开始游击活动之初来到波克罗夫斯克耶，照通常的做法把村长叫来，问他们都知道法国人的哪些情况，这个村长像所有村长那样，似乎出于自卫，回答说他们什么都不知晓。杰尼索夫就对他解释说，他的目的是打法国人，问法国人是否来过他们这里，村长这时才说，兵匪确实来过，但是他们村子里只有一个吉什卡·谢尔巴特干了这些事。杰尼索夫命令把吉洪叫来，称赞了他的活动后，当着村长的面说了几句有关祖国的儿子要效忠沙皇和祖国、痛恨法国人的话。

“我们没对法国人干什么坏事，”吉洪说，看来听了杰尼索夫的这些话变得胆怯了。“我们只是和伙伴们闹着玩罢了。兵匪是打死了二十个来个，可是我们没干什么坏事……”第二天，杰尼索夫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农民，他离开波克罗夫斯克耶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吉洪跟上了他们的队伍，央求把他留下。杰尼索夫就吩咐把他留下来了。

吉洪最初只是干一些诸如生篝火、挑水、剥马皮等等一些粗活，可是他很快就表现出对游击战的兴趣和才能。他每到夜里出去寻找猎取的对象，每次都能带回法国人的衣物和武器，要是吩咐过他，还能抓回来俘虏。杰尼索夫于是不再让吉洪去干粗活，出去侦察时就带上他，还把他编入哥萨克的队伍里。

吉洪不喜欢骑马，总是步行，可从来不落在骑兵后面。他的武器是一枝火枪，一枝长矛和一把斧头，他带火枪更多地是觉得好玩，而他用斧头就像狼用牙齿一样，用它们既能寻找皮毛里的跳蚤，又能啃粗大的骨头。吉洪既能抡起斧头劈木头，又能握住斧背削细木塞、做木勺。在杰尼索夫的部队里，吉洪拥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要做一些特别困难、特别令人厌烦的事情的时候——诸如用肩膀把车从烂泥里扛出来、抓住尾巴把马从沼泽里拉出来、剥马皮、潜入到法国人中间去、一天走五十俄里——大家都嘻笑着指指吉洪。

“他这个鬼东西不会有事的，他像一匹健壮的骟马。”人们常这样说他。

有一次，吉洪在抓一个法国人时，法国人用手枪向他开了一枪，击中了背部的肌肉。吉洪只是用伏特加内服外擦地治好这个伤口。这成了全队最有趣的笑料，就此事吉洪也乐于让大家取笑。

“怎么样，老兄，再不干了？后背都被打佝偻了？”哥萨克们取笑他说，吉洪就故意缩起身子、做着鬼脸，装做生气的样子，用最可笑的话骂法国人。这件事对吉洪的影响只是伤好以后他不常抓俘虏了。

吉洪是队伍里最有用的、最勇敢的人。没有人比他发现更多的进攻机会，没有人比他俘虏和打死的法国人更多；因此他成了所有哥萨克、骠骑兵打趣的对象，他自己也乐于担当这个角色。这一次，吉洪还是夜里的时候就受杰尼索夫指派到沙姆舍沃抓个舌头。然而，或者因为他不满足只抓一个法国人，或者因为他睡了一夜，白天才钻进灌木丛，潜到了法军的正中间，就像杰尼索夫在山上看到的那样，被他们发现了。

杰尼索夫看到法国人就在近处，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与哥萨克大尉又谈论了一会儿明天袭击的事，便掉转马头往回走了。

“喂，老弟，现在我们去烤烤衣服。”他对别佳说。

到了守林人的小屋前，杰尼索夫停下来，向树林里望去。在树林里，在树木中间，一个人甩动长长的双臂、迈开长长的双腿大步流星地走来，他身穿短上衣，脚穿树皮鞋，戴着喀山帽，肩上斜挎火枪，腰间别着斧头。看到杰尼索夫，这个人急忙把什么东西丢进了灌木丛，摘下帽沿已经耷拉下来的湿帽子，走到他面前。这个人就是吉洪。他那张布满麻子和皱纹、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的脸上洋溢着满足愉快的神色。他高高地抬起头，似乎在忍住笑似的，盯着杰尼索夫。

“你跑到哪儿去了？”杰尼索夫说。

“去哪儿了？抓法国人去了。”吉洪用嘶哑但悦耳的男低音勇敢而急促地回答道。

“你怎么大白天去？畜生！怎么样，没抓到？……”

“抓是抓到了。”吉洪说。

“人在哪儿？”

“一开始，我在天刚亮的时候就抓到了一个，”吉洪接着说，把穿着树皮鞋的扁平外八字脚叉得更开些，“也把他带进了林子。一看，不合适。我就想，再去一次，抓一个更好的来。”

“你瞧，滑头，就知道是这样。”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说。“你怎么不把这个人带来？”

“带他干吗，”吉洪急忙生气地打断他的话，“他没用。难道我还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

“这个滑头！……后来呢？”

“我要再去抓一个，”吉洪接着说，“我就这样钻进了林子，躺了下来。”吉洪突然动作敏捷地趴下，表演他是怎么做的。“碰到了一个，”他接着说。“我就这样把他抱住。”吉洪迅速而又轻盈地跳了起来。“走，我说，去见团长。他大声喊叫起来。而他们有四个人。拿着短剑向我扑过来。我就这样用斧头迎上去：你们这些人，我说，去见上帝吧。”吉洪大喊一声，挥动一下双臂，威严地皱起眉头，挺起胸膛。

“怪不得我们在山上看见你急急忙忙经过水洼逃跑。”哥萨克大尉眯起亮晶晶的眼睛说。

别佳很想笑，但是他看到大家都忍住不笑。他迅速地把目光从吉洪脸上转到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脸上，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你别装傻了，”杰尼索夫生气地咳嗽着说。“为什么不把第一个人带来？”

吉洪开始用一只手抓搔后背，另一只手挠头，突然他的整张脸拉长，绽开得意的傻笑，露出了豁牙（因此他的绰号才叫谢尔巴特，意为豁牙的）。杰尼索夫微微一笑，于是别佳也愉快地笑起来，吉洪自己也笑了。

“真的，他太不像样了，”吉洪说。“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哪能带他来。而且还很粗鲁，大人。怎么样，他说，我是将军的儿子，我不去，他说。”

“这个畜生！”杰尼索夫说。“应该由我来审问……”

“我也问过了他，”吉洪说。“他说：不大清楚。我们的人，他说，也很多，可是都不行：他说，只不过徒有虚名。只要大喊一声，他说，你们就能把他们全都抓住。”吉洪最后说，快活而果断地看了看杰尼索夫的眼睛。

“我要狠狠地抽你一百皮鞭，你就不再装傻了。”杰尼索夫严厉地说。

“干吗要发火呢，”吉洪说。“怎么，我没见过您需要的法国人？等到天一黑，我就去抓，哪怕抓三个也行。”

“好了，我们走吧。”杰尼索夫说，于是一直到守林人的小屋前，他都生气地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吉洪走在后面，别佳听见哥萨克们和他一起笑着，笑他把一双什么靴子扔到了灌木丛里。

别佳听了吉洪的话、看到他的笑也忍不住跟着笑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立刻明白了，这个吉洪打死了人，他心里便感到不舒服。他看了一眼被俘的小鼓手，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心。但是这种不快只持续了片刻，他觉得必须要高高地抬起头，振奋起精神，他郑重其事地向哥萨克大尉询问了明天的安排，以便使自己与周围的人相称。

派去找多洛霍夫的军官在路上碰到了杰尼索夫，带来消息说，多洛霍夫立刻亲自前来，他那里一切顺利。

杰尼索夫立刻高兴起来，他把别佳叫过来。

“好吧，现在给我讲讲你的情况。”他说。

别佳在告别亲人并离开莫斯科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团队，此后不久被调到一个指挥着一支大部队的将军那里当传

令官。从晋升为军官时起，特别是从加入作战部队并在维亚济马参加了战斗的时刻起，别佳一直处于一种幸福而又兴奋的状态，为自己是个大人了而感到高兴，一直充满激情而又急迫地不放过任何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为在部队里看到和经受的那些事感到十分幸运，与此同时他总是觉得，就在那里，在没有他的地方，现在正创造着真正的英雄业绩。因而他急于去那些他没到过的地方。

十月二十一日，当将军表示意欲派人去杰尼索夫的部队时，别佳苦苦哀求，希望能派他去，使得将军无法拒绝。但是，在派别佳去时，将军想起了他在维亚济马战斗中的不理智行为，当时别佳不按指定路线到派他去的地方，而是骑马冒着法国人的炮火跑到散兵线上，并在那里用自己的手枪开了两枪，——因此在派别佳去的时候，将军不许他参加杰尼索夫的任何行动。正因为如此，别佳在杰尼索夫问他是否可以留下时，他脸红了，有些慌乱。在去森林边缘以前，别佳认为应该严格履行自己的职务，立刻返回。然而，当他看到法国人、看到吉洪、得知夜里肯要发动进攻时，就如同年轻人都容易转变观点一样，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心里想，此前他一直都很尊敬的将军是废物，是德国人，而杰尼索夫是英雄，哥萨克大尉是英雄，吉洪也是英雄，他羞于在艰难的时刻离开他们。

杰尼索夫、别佳和哥萨克大尉骑马来到守林人小屋时，夜幕已经降临。昏暗中看得见备好鞍子的马匹、哥萨克和骠骑兵，他们在林间空地上搭棚子，（为了不让法国人看见烟火）在林中谷地里生起通红的火。在小房子的门廊里，一个哥萨克正卷着袖子切羊肉。小屋里面有三个杰尼索夫部队的军官，正在用门板搭桌子。别佳脱下自己的湿衣服让人拿去烤干，然后立刻去帮军官们搭餐桌。

十分钟后桌子搭好了，铺上了桌布。桌子上摆着伏特加、装在军用水壶里的罗姆酒、白面包以及烤羊肉和盐。

别佳和军官们一起坐在桌旁，用沾满油的双手撕着肥腻的烤羊肉，他处于孩子般的兴奋状态，充满了对所有人的温情的爱，因此相信别人也同样爱他。

“您怎么看，瓦西里·费道罗维奇，”他对杰尼索夫说，“我在您这里留一小天没事儿吧？”还没等到对方回答，他就自己回答自己说：“要知道我奉命了解情况，我这就是在了解……只是您要让我去最……重要的部队。我不是需要奖赏……我是想……”别佳咬紧牙关，看了看四周，轻轻摇动着高高抬起的头，挥动着一只胳膊。

“去最重要的部队……”杰尼索夫微笑着说。

“只是请您给我一支小队，完全让我指挥，”别佳接着说，“对您来说这算什么事？啊，您要小刀？”他对一个想撕羊肉的军官说，并把自己的折叠小刀递过去。

军官称赞了这把小刀。

“请您留下吧。我有很多这种小刀……”别佳红了脸说。“天啊！我都忘了，”他突然喊了起来。“我有很好吃的葡萄干，您知道吗，是那种没有核的。我们那儿有一个新来的商贩——带来了这些好东西。我买了十磅。我喜欢吃甜东西。你们想吃吗？”于是别佳跑到门廊去找自己的哥萨克兵，带回来几个装着五磅左右葡萄干的口袋。“吃吧，先生们，吃吧。”

“您要不要咖啡壶？”他对哥萨克大尉说。“我在我们的商贩那儿买的，好极了！他有许多好东西。他人也很诚实。这是主要的。我一定给您送来。也许你们的火石也用光了吧，——这是常有的事。我带来了一些，就在这里……”他指了指那些口袋，“有一百粒火石。我买的很便宜。你们拿吧，需要多少就拿多少，要不就全拿去……”突然，别佳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吹牛，便停下不说了，脸又涨得红红的。

他开始回忆，他是否还做了什么蠢事。他在逐一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时，想起了法国小鼓手。“我们倒是过得很好，他怎么样了？把他带到那儿去了？给他吃东西了吗？没欺负他吧？”他想。可是发觉自己吹了火石的事，他现在不敢说了。

“要是问了，”他想，“大家就会说：孩子可怜孩子。明天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是什么样的孩子。我要是问，会不会很丢人？”别佳想。“好吧，反正无所谓！”于是他红着脸，担心地看着军官们脸上有没有嘲笑的神情，立刻说道：

“可以叫那个被俘的男孩来吗？给他点吃的……可以吗……”

“是啊，可怜的孩子，”杰尼索夫说，看来他并不认为想到那个孩子是什么丢人的事。“把他叫来。他叫樊尚·博斯。叫来吧。”

“我去叫吧。”别佳说。

“去吧，去吧。可怜的孩子。”杰尼索夫又说道。

杰尼索夫说这话的时候，别佳正站在门旁边。别佳从军官们中间挤过去，走到杰尼索夫跟前。

“让我吻吻您，亲爱的，”他说。“啊，好极了？太好了！”他吻了吻杰尼索夫，跑到院子里。

“博斯！樊尚！”别佳站在门旁喊道。

“您叫谁，大人？”黑暗中一个声音说。别佳回答说，他叫今天俘虏的那个男孩。

“啊！是叫韦先尼？”哥萨克说。

樊尚的名字已经被大家叫得变了样：哥萨克叫他韦先尼，农民和士兵叫他维谢尼亚。在这两种叫法都让人想到春天，倒也与这个青春年少的孩子的样子相符合。

“他在篝火旁烤火呢。喂，维谢尼亚！维谢尼亚！韦先尼！”黑暗中传来一个接一个的呼唤声和笑声。

“这孩子挺机灵，”一个站在别佳身旁的骠骑兵说。“我们刚才给他东西吃了，他饿极了！”

黑暗中传来脚步声，小鼓手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着泥水走到门旁。

“啊，您来了！”别佳说，“想吃东西吗？别害怕，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他补充说，胆怯而又亲切地碰碰小鼓手的手。“进来吧，进来吧。”

“谢谢您，先生。”小鼓手用颤抖的、几乎是孩子般的声音答道，开始在门槛上擦自己的脏脚。别佳有很多话想对小鼓手说，可是他不敢。在门廊里，他犹豫不决地站在小鼓手身旁。然后在黑暗中抓起他的一只手，握了握。

“进来，进来。”他只是又亲切地低声说了一遍。

“唉，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别佳自言自语到，然后他打开门，让男孩从自己身边过去。

小鼓手走进小屋后，别佳在离他远些的地方坐下，认为再注意他有失体面。他只是摸着衣袋里的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把钱给小鼓手是否是可耻的事。

杰尼索夫吩咐给小鼓手一些伏特加、羊肉，给他穿上俄国长衫，以便留在部队里，不把他和别的俘虏一起送走，别佳的注意力因多洛霍夫的到来而从小鼓手身上转移过去。别佳在部队里听说过许多有关多洛霍夫对付法国人的非同一般的勇敢和残忍的传说，因此从多洛霍夫一走进小屋时起，别佳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精神越来越振奋，不时轻轻地摇摇高昂着的头，以便使自己甚至能与多洛霍夫这样的人相配。

多洛霍夫的外表极其朴素，这让别佳感到惊异。

杰尼索夫穿着一件高加索男上衣，留着大胡子，胸前挂着圣尼古拉神像，说话的方式、所有的动作都显示出自己地位的特殊。多洛霍夫则恰恰相反，他以前在莫斯科穿波斯服，可现在他看起来像是最古板的近卫军军官。他的脸刮得很干净，身穿近卫军棉制服，纽扣上挂着乔治勋章，头上端端正正地戴普通军帽。他在屋角脱下湿大衣，走到杰尼索夫跟前，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立刻开始询问情况。杰尼索夫对他讲了几个大部队也要袭击运送队的企图，讲了别佳送来的信，还讲了他如何答复了两位将军。接着杰尼索夫讲了他所知道的有关法军的一切情况。

“情况是这样啊，可是要弄清楚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多洛霍夫说，“应该去一趟。不确切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就不要行动。我做事喜欢认认真真。哪位先生愿意和我一起去一趟他们的营地。我带着他们的制服。”

“我，我……我和您去！”别佳喊道。

“你也根本用不着去，”杰尼索夫对多洛霍夫说，“而他，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他去。”

“这太好了！”别佳喊道，“为什么我不能去？……”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请原谅，因为……因为……我要去，就是这样。您带我去吗？”他对多洛霍夫说。

“为什么不……”多洛霍夫看着法国小鼓手的脸漫不经心地回答。

“这个小伙子早就在你这里了？”他问杰尼索夫。

“今天抓到的，却什么都不知道。我把他留在身边。”

“那么，其他俘虏你要弄哪儿去？”多洛霍夫说。

“什么弄哪儿去？都要送走，还得要收条！”杰尼索夫突然涨红了脸喊道。“我敢说我没有乱杀过一个人。难道您认为把三十或者三百个人送到城里，恕我直言，比玷污一个军人的名誉更难吗。”

“要是这位十六岁的小伯爵说这些客套话还合适，”多洛霍夫冷笑着说，“而你已经到了不该说这话的时候了。”

“什么，我可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说我一定要跟您去。”别佳胆怯地说。

“而我和你，老弟，不要再说这种客套话了。”多洛霍夫接着说，似乎他以为说这件激怒杰尼索夫的事是一种乐趣。“那这个你为什么自己留下了？”他朝小鼓手点点头说。“为什么，是因为你可怜他？要知道我们知道你的那些收条。你送走一百个，送到的却只会有三十个。他们不是会饿死就是会被打死。所以不送他们走不也一样吗？”

哥萨克大尉眯起明亮得眼睛，赞同地点点头。

“是反正都一样，没什么可争论的。我不愿意做使自己良心不安的事。你说他们会死。就算是这样吧。只要不是我害死的就行。”

多洛霍夫笑了起来。

“谁没二十次地命令他们抓我呢？要是抓住了——我和你，连同你的骑士风度，都得被吊到杨树上去。”他沉默起来。“但是现在应该做事了。把我那个拿马褡子的哥萨克叫来！我有两套法军制服。怎么，和我一起去吗？”他问别佳。

“我？是的，是的，一定去。”别佳看着杰尼索夫喊道，脸红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在多洛霍夫和杰尼索夫争论应该怎样对待俘虏的时候，别佳又感到不自在而又着急；也还是没能充分理解他们说的话。“如果重要的知名人士这样想，那么就应该这样，那么这就是好的。”他想。“重要的是杰尼索夫别以为我听他的，别以为他可以指挥我。我一定要和多洛霍夫去法军营地。他能去，我也能去。”

对于杰尼索夫让他不要去的劝阻，别佳回答说他也习惯认认真真地做一切事情，而不是盲目地去干，还说他从来都不会考虑自己的安危。

“因为，您自己也会赞同，如果不确切知道那里有多少人，这一点可能关系到几百人的生命，而我们只有两个人，再者我非常想去，并且一定、一定要去，您别拦着我，”他说，“这样只能更糟……”

别佳和多洛霍夫穿上法国军大衣、戴上高筒帽以后，骑马奔向杰尼索夫观察法军营地的那个林间通道，在漆黑一片中出了树林后，向下进入谷地。进入谷地以后，多洛霍夫命令陪同他的哥萨克们等在那里，然后快步顺着大路向桥头策马而去。别佳和他并排走着，激动得屏住呼吸。

“要是我们落到敌人手里，我决不活着投降，我有手枪。”别佳低声说。

“别说俄语。”多洛霍夫很快地小声说，就在这时黑暗中传来“什么人”的喊声和扣动扳机的声音。

血立刻涌上别佳的脸，于是他握住了手枪。

“六团的枪骑兵。”多洛霍夫说，他既不加快也不放慢马步，哨兵黑乎乎的身影出现在桥上。

“口令？”多洛霍夫勒住马，让马慢走。

“请问，热拉尔上校在这儿吗？”他说。

“口令！”哨兵没有回答，挡住路说。

“军官巡视散兵线的时候，哨兵是不问口令的……”多洛霍夫喊道，他突然大发雷霆，骑马向哨兵撞去。“我在问你，上校在不在那里？”

还没等躲向一边的哨兵回答，多洛霍夫就慢步向山上走去。

多洛霍夫发现一个穿过大路的人的黑影后，拦住这个人问司令和军官们在哪里。这个人肩上扛着一个袋子，是个士兵，他停下来，走到多洛霍夫的马跟前，用手碰碰它，随便而友好地说司令和军官们都在上面山上，在右面一个农场里（他这样称呼地主庄园）。

多洛霍夫沿着大路往上走，路两侧篝火旁传来用法语交谈的声音，他拐进了地主庄园的院子。他进了大门后，下了马，走到一个烧得很旺的大篝火前，篝火周围坐着几个人，他们大声交谈着。边上的一个锅里煮着什么东西，一个士兵头戴高筒帽，身穿蓝色军大衣，他被火光照得通亮，正跪在那里用通条搅着锅里面的东西。

“唉，这鬼东西真难对付。”坐在篝火对面阴影里的一个人军官说。

“他会制服他们的……”另一个人笑着说。听到骑马走到篝火前的多洛霍夫和别佳的脚步声，两个人便向黑暗中望去，都不说话了。

“你们好，先生们！”多洛霍夫高声清晰地说。

军官们在篝火的暗影中活动起来，一个高个子、长脖子军官绕过篝火，走到多洛霍夫跟前。

“是您吗，克莱芒？”他说，“从哪儿来，鬼东西……”但是他没有说完，知道自己认错人了，可是微微皱了皱眉头后，像对待不认识的人那样招呼了多洛霍夫，问他能帮上什么忙。多洛霍夫说，他和同伴追赶自己的团队，并向所有的军官问打听他们是否知道六团的情况。谁都不知道；别佳觉得军官们开始抱有敌意和怀疑地打量着他和多洛霍夫。大家沉默了几秒钟。

“要是你们指望来吃晚饭，那你们就迟到了。”篝火后面一个声音忍住笑说。

多洛霍夫回答说，他们不饿，他们要连夜继续赶路。

他把马交给刚刚在锅里搅东西的那个士兵，在篝火旁那个长脖子军官的身旁蹲下。

这个军官目不转睛地看着多洛霍夫，又问了一次他是哪个团的。多洛霍夫没有回答，就好像没有听见这个问题，他从口袋里拿出法国短烟斗抽起来，问军官们，前面的路有多危险，会不会碰到哥萨克。

“这些强盗到处都是。”一个军官在篝火的另外一边答道。

多洛霍夫说，哥萨克只对像他和自己的伙伴这样的掉队者来说是可怕的，接着又用询问的口气补充说，哥萨克人大概是不敢袭击大部队的。谁也没有回答什么。

“好了，现在他要走了。”别佳站在篝火前听着他说话，心里每时每刻都这样想，

可是多洛霍夫又开始中断了的谈话，并且直接问，他们一个营有多少人，有多少个营，有多少俘虏。问到他们部队带的俄罗斯俘虏时，多洛霍夫说：

“拖着这些死尸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最好把这些坏蛋全都枪毙了。”于是他高声怪地笑起来，使得别佳觉得法国人立刻就会识破他们的骗局，他不由自主地从篝火旁向后退了一步。谁也没有对多洛霍夫的话和笑做出回应，一个看不到人的法国军官（他盖着军大衣躺着）稍稍欠起身，对同伴小声说了点什么。多洛霍夫站起来，喊那个牵着马的士兵。

“能给还是不能给马呢？”别佳想，不由自主地向多洛霍夫靠近。

马牵来了。

“再会，先生们。”多洛霍夫说。

别佳想说晚安，可是却没能把话说完。军官们相互低声说着些什么。多洛霍夫上那匹总也不站住的马上了很长时间；然后慢步骑马出大门。别佳骑马走在他旁边，想回头看看法国人有没有追他们，可是却不敢回头。

上了大路，多洛霍夫没有往回朝着田野走，而是沿着村边走。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倾听。

“听到了吗？”他说。

别佳辨别出说俄语的交谈声，看到了篝火旁俄罗斯俘虏的黑乎乎的身影。往下走到桥头，别佳和多洛霍夫从一句话也没说，忧郁地在桥上走来走去的哨兵身边经过，来到了哥萨克等他们的谷地。

“好了，现在我们该再见了。告诉杰尼索夫，清早以第一声枪响为号。”多洛霍夫说完就想走，但是别佳用手拉住了他。

“不！”他喊道，“您真是英雄。啊，真好！太好了！我太爱您了。”

“好了，好了，”多洛霍夫说，可是别佳不放开他，在黑暗中多洛霍夫看到别佳朝他弯过身。他想要亲吻。多洛霍夫吻了吻他，笑起来，然后掉转马头，消失在黑暗中。

别佳返回守林人的小屋，在门廊里碰到了杰尼索夫。杰尼索夫正在激动不安和懊悔放走了别佳的心情中等着他。

“谢天谢地！”他喊道。“好了，谢天谢地！”他听着别佳兴高采烈的讲述反复说道。“你这个鬼东西，你害得我都没睡着觉！”杰尼索夫说。“好了，谢天谢地，现在躺下睡吧。天亮前还可以打个盹儿。”

“是的……不，”别佳说。“我还不想睡。而且我也了解自己，要是睡着了，一切都完了。再说，我习惯于战斗前不睡。”

别佳在小屋里坐了一会儿，高兴地回忆着此行的细节，生动地想象着明天将要发生的事。后来发现杰尼索夫睡着了，他就站起身，走到屋外。

外面还完全是黑的。小雨停了，可是水滴还在从树木上往下掉。离守林人小屋不远处看得见一些哥萨克的窝棚和栓在一起的马匹的黑影。屋后是看上去黑乎乎的两辆大车，旁边站着几匹马，在山谷里即将燃尽的火焰发出红色的光。哥萨克和骠骑兵并没有全都睡着：某些地方与雨水的滴落声和近处马匹的咀嚼声一起，还可以听到听不清楚的、似乎是耳语的说话声。

别佳出了门廊，在黑暗中四下望了望，走到大车前。大车下面有人在打着鼾，大车周围一些备好鞍子的马匹嚼着燕麦。黑暗中别佳认出了自己的那匹马，走到它跟前，虽然这是一匹小俄罗斯马，他却叫它卡拉巴赫马。

“喂，卡拉巴赫，明天我们要出力了。”他闻着它的鼻子、吻着它说。

“怎么，大人，您还没睡？”坐在大车下面的哥萨克说。

“没有；啊……你好像是叫利哈乔夫吧？要知道我刚刚才回来。我们到法国人那儿去了。”于是别佳不仅仅详细地给哥萨克讲了自己此次侦察的情况，还讲了为什么他要去，为什么他认为宁愿自己冒生命危险也不能盲目动手。

“不过，您还是去睡一会儿吧。”哥萨克说。

“不，我习惯了。”别佳回答说。“你们手枪里的火石有没有用坏？我带来了。需不需要？你拿吧。”

哥萨克从大车下探出身子来，以便离近些仔细打量别佳。

“因为我习惯一切事情都认认真真地去做，”别佳说，“一些人却马马虎虎，不好好准备，事后就会后悔的。我不喜欢这样。”

“这话很对。”哥萨克说。

“还有一件事，亲爱的，给我磨磨马刀吧；钝了……（可是别佳不敢说谎）它还从来没磨过呢。可以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利哈乔夫站起身，在他的背包里摸索了一下，别佳很快就听到钢铁擦到磨刀石上发出的霍霍声。他爬到大车上面，坐在车边上。哥萨克在大车下面磨着马刀。

“怎么，小伙子们都睡了吗？”别佳说。

“有的睡了，有的像我们这样。”

“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韦先尼吗？他在那儿，在门廊里躺着。受了惊吓反而睡着了。他很高兴。”

此后，别佳倾听着磨刀声很久没有说话。黑暗中传来脚步声，出现了一个黑影。

“磨什么呢？”一个人走到大车跟前问。

“给大人磨马刀。”

“好事，”那个人说，别佳觉得他好像是个骠骑兵。“茶杯是不是忘在你们这儿了？”

“在车轮旁边。”

骠骑兵拿起了茶杯。

“大概快要亮天了。”他打着哈欠，说完就走开了。

别佳本应该知道，他是在树林里，是在杰尼索夫的队伍里，离大路只有一俄里，他坐在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大车上，车的周围栓着马匹，哥萨克利哈乔夫坐在车下在给他磨马刀，右面的大黑点是守林人的小屋，左面下方红色的亮点是快要燃尽的篝火，来找茶杯的那个人是个想要喝水的骠骑兵；可是他却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他是在一个神奇的王国里，在这里一切都与现实毫无相似之处。大黑点也许确实是守林人小屋，也许是个通向大地深处的洞穴。红点也许确实是篝火，也许是一个庞大的怪物的眼睛。他可能确实是坐在大车上，更有可能他不是坐在大车上，而是坐在一个极高的塔上，如果从塔上掉下来，落到地面就要飞整整一天、整整一个月——甚至一直飞，却总也飞不到。可能大车下面坐着的只是哥萨克利哈乔夫，更有可能这是个没有人知道的世界上最善良、最勇敢、最神奇、最卓越的人。也许来找水喝并且又回到谷地去的那个人就是个骠骑兵，也许他刚刚消失就完全不见了，不存在了。

别佳现在不论看到什么，都应该不会让他感到惊奇。他是在一个神奇的王国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看了看天空。天空也像大地一样神奇。天开始放晴，朵朵云彩从树梢上快速掠过，似乎想要崭露星辰。时而觉得天逐渐放晴，显露出黑色纯净的天空。时而觉得这些黑点是乌云。时而觉得天空高高地、高高地悬在上方；时而觉得天空完全降落下来，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

别佳闭上眼睛，身体摇晃起来。

水滴在滴落。一些人在轻声细语。马匹在嘶叫，在踢踢打打。有人在打鼾。

“刷拉，刷拉，刷拉，刷拉……”被磨的马刀发出霍霍声。别佳突然听见了和谐的乐曲声，演奏的是一支陌生、庄重悦耳的颂歌。别佳像娜塔莎一样有音乐天赋，比尼古拉要强，可是他从未学过音乐，从未想到过音乐，因此意外地出现在他头脑中的旋律对他来说特别新奇而又迷人。音乐声越来越清晰。曲调不断扩展，乐器不断更换。演奏起所谓的赋格乐曲，虽然别佳对什么是赋格乐曲一无所知。每种乐器，时而像小提琴，时而像小号——但是比小提琴和小号更优美、更纯正，——每种乐器都在各自演奏，可是还没演奏完这个曲调，就与另外一种开始演奏几乎相同内容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然后与第三种、第四种融合，所有这些乐器融汇为一体，然后又分开，然后再汇合，时而奏出庄严的教会音乐，时而奏出明快而又华丽的凯歌。

“啊，是的，我这是在做梦，”别佳向前摇晃着对自己说。“这是我耳朵里的声音。也许这是我的音乐。好吧，再来一次。演奏吧，我的音乐！来吧！”

他闭上了眼睛。于是从四面八方，似乎是从远处，各种声音忽高忽低地响起来，开始汇合、分开、再汇合，于是一切又都汇合成为那种悦耳庄严的颂歌。“啊，这是多么美妙啊！我想要多好就有多好。”别佳对自己说。他尝试着指挥这个由各种乐器组成的庞大乐队。

“喂，小声点，小声点，现在停下。”声音服从了他的命令。“好，现在要更激越、更欢快。还要更快乐些。”于是从未知的深处升起越来越增强的庄重的声音。“好，声乐，加入进来。”别佳命令到。于是，先从远处传来男声，然后是女声。声音不断加强，渐渐平稳、庄重、有力。别佳又惊又喜地沉迷在这非同寻常的美妙乐曲中。

歌声与庄严的凯歌进行曲融合起来，水滴在滴落，马刀刷拉、刷拉、刷拉地响着，马匹又在踢踢打打和嘶鸣，但是并没有破坏乐曲，而是溶入其中。

别佳不知道这持续了多久：他欣赏着，一直对自己的陶醉感到惊奇，也因没有人与他分享而感到惋惜。利哈乔夫温和的声音唤醒了他。

“磨好了，大人，您可以用它把法国人劈成两半了。”

别佳醒了。

“天亮了，真的，天亮了。”他喊道。

先前看不清的那些马匹现在连尾巴都能看得见了，透过光秃秃的树枝看得见淡淡的晨光。别佳抖擞精神，他跳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卢布的硬币递给利哈乔夫，挥动着马刀试了试，然后把它插进刀鞘里。哥萨克们解开马缰，紧了紧马肚带。

“瞧，司令来了。”利哈乔夫说。

杰尼索夫走出守林人小屋，喊了一声别佳，下令准备出发。

十一

在昏暗中大家很快找到自己的马，收紧马肚带，分成一个个小队。杰尼索夫站在守林人小屋旁下达了最后的命令。部队的步兵几百只脚踩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沿着大路朝前走去，很快就在黎明前的薄雾中消失在树林里。哥萨克大尉对哥萨克们吩咐着什么。别佳手中握着马缰绳，迫不及待地等着上马的命令。他那用冷水洗过的脸，尤其是那双眼睛火辣辣的，一股寒气掠过脊背，于是整个身体里有某种东西迅速而又均匀地颤抖起来。

“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杰尼索夫说。“把马带来。”

马带来了。杰尼索夫对一个哥萨克发了火，因为马肚带没有勒紧，把他骂了一顿，然后上了马。别佳踏上马镫。马习惯性地想咬他的腿，可是别佳像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重量似的，迅速坐到马鞍上，回头看了看后面黑暗中行动起来的骠骑兵，然后骑马来到杰尼索夫跟前。

“瓦西里·费道罗维奇，您要给我什么任务？求求您……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说。杰尼索夫似乎忘记了别佳的存在。他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杰尼索夫严厉地说，“听我的命令，不许乱闯。”

一路上杰尼索夫再没对别佳说一句话，默默地走着。来到树林边缘时，田野里显然已经变得明亮起来。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低声说了些什么，于是哥萨克们开始从别佳和杰尼索夫身边走过去。当他们所有人都过去以后，杰尼索夫策马向山谷下面走去。马匹蹲下后腿，向前滑着，驮着自己的骑手来到谷地里。别佳和杰尼索夫并排走着。他的全身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天越来越亮了，只是雾遮蔽了远处的物体。杰尼索夫来到下面，回头看了一眼，对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哥萨克点点头。

“发信号！”他说。

哥萨克举起手，放了一枪。在那一瞬间里，响起了向前疾驰的马蹄声、来自四面八方的喊声和枪声。

在马蹄声和喊声刚刚响起的那一瞬间，别佳抽打自己的马，放开缰绳，没听朝他喊叫的杰尼索夫的命令，向前冲去。别佳觉得，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天突然变得像正午一样通亮。他奔到桥头。前面大路上哥萨克在疾驰。他在桥上撞到了一个落在后面的哥萨克，接着又向前奔去。前面有一些人——想必是法国人——从大路右侧向左侧跑着。一个人跌倒在别佳的马蹄下的泥水里。

在一个小屋旁聚集着一群哥萨克，他们在干着什么事。从人群中间传来可怕的叫喊声。别佳跑到这群人跟前，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法国人的苍白的、下颏颤抖的脸，这个法国人手里正抓着刺向他的长矛。

“乌拉！……弟兄们……我们的人……”别佳喊道，放开跑起兴致的马的缰绳，沿着大路向前奔去。

前面传来枪声。哥萨克、骠骑兵和穿得破破烂烂的、从大路两边跑来的俄罗斯俘虏全都高声地乱喊着。一个没戴帽子、脸色通红沉郁、身穿蓝大衣的矫健的法国人用刺刀抵挡着骠骑兵们。当别佳跑来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倒下去了。又来晚了，别佳的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于是他又向枪声密集的地方奔去。枪声是从昨天夜里他和多洛霍夫到过的那个地主宅院传来的。法国人在长满灌木丛的花园的篱笆后面阻击，朝着聚集在大门旁的哥萨克射击。跑到大门前，别佳透过硝烟看到脸色苍白铁青的多洛霍夫对人们喊着什么。“绕过去！等等步兵！”在别佳跑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喊到。

“等一等？……乌拉！……”别佳喊道，一刻不停地朝着传来枪声、硝烟最浓的地方奔去。传来一排射击声，子弹呼啸而过，啪啪地打在什么东西上。哥萨克和多洛霍夫也跟在别佳的后面冲进了大门。在滚滚的浓烟中，一些法国人扔下武器从灌木丛后面迎着哥萨克跑出来，另外一些朝山坡下的池塘跑去。别佳骑着马沿着地主家的院子跑着，不但没有握着缰绳，反而怪异而快速地挥动着双臂，身体从马鞍上越来越朝着一个方向倒下去。马跑到在晨光中还冒着烟的篝火前停了下来，别佳沉重地跌落到湿漉漉的地上。哥萨克们看到他的双手和双脚迅速**着，他的头却一动不动。他的头被子弹打穿了。

一个职位较高的法国军官从房子后面走出来，用刺刀挑着白手帕表示愿意投降，多洛霍夫在与这个军官谈判以后下了马，走到一动不动地摊开双手躺着的别佳跟前。

“死了。”他皱着眉头说，然后朝着大门口向骑马过来的杰尼索夫走去。

“打死了？！”杰尼索夫喊道，他远远地就看到，别佳躺着的姿势是他熟悉的那种毫无疑问的死人的姿势。

“死了。”多洛霍夫又说了一遍，好像说这句话能给他带来乐趣似的，然后快步走到俘虏跟前，这些俘虏被下了马的哥萨克们团团围住。“我们不收容他们。”他对杰尼索夫喊道。

杰尼索夫没有回答；他来到别佳身边，下了马，用颤抖的双手把别佳那沾染了血污的、已经苍白的脸转向自己。

“我习惯了吃甜东西。很好的葡萄干。全拿去吧。”他想起别佳的话。哥萨克们听见像犬吠的声音都惊奇地回过头来看，杰尼索夫这样哭着迅速转过身去，走到篱笆前，紧紧地抓住篱笆。

杰尼索夫和多洛霍夫解救出的俄国俘虏中有皮埃尔·别祖霍夫。

十二

皮埃尔所在的那支俘虏队伍，在撤离莫斯科以后的整个行进过程中，没有再接到法国长官关于他们的任何新命令。到十月二十二日，这支队伍就已经不和一同离开莫斯科的那些部队和辎重车辆在一起了。最初走在他们后面的运送干粮的辎重车队，一半被哥萨克截获，另外一半赶到前面去了；原来走在前面的步行骑兵已经一个也看不到了；他们全都消失了。起初前面看得见的炮兵，现在被由威斯特法利亚人护送的朱诺元帅的庞大的车队所取代。在俘虏后面则是运送骑兵物品的车队。

从维亚济马开始，先前分成三个纵队行进的法国军队就已经乱成一团了。皮埃尔在离开莫斯科第一次休息时觉察到了混乱无序的征兆，现在这种混乱状态达到了极点。

他们走的那条大路，两侧到处是死马；从各个部队掉队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不停地变换着队伍，时而加进行进中的纵队，时而又再次掉队。

在进行过程中有过几次虚惊，受惊的押送队的士兵们举枪扫射，你推我挤地拼命逃跑，但是后来又集合起来，为不必要的恐慌相互谩骂。

这三大群走在一起的人——骑兵车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将军的辎重车队——仍然保持着独立和完整，虽然三者的人数都在急剧减少。

骑兵车队最初有一百二十辆大车，现在只剩下不超过十六辆；其他的都被劫掠或者被扔掉了。朱诺将军的车队也有几辆车被扔掉或者被劫掠去了。三辆大车遭到达武军团掉队士兵的抢劫。皮埃尔从德国人的交谈中听说，押送这个车队的人比押送俘虏的人还多，他们的一个伙伴，一个德国士兵按照元帅本人的命令被枪毙了，因为在这个士兵那儿找到一把属于元帅的银勺。

这三支队伍中，俘虏押送队的人数减少的最多。离开莫斯科时有一百三十人，现在剩下不足百人。与骑兵物品车队运送的马鞍、朱诺将军的车队相比，俘虏让押送队的士兵们感到更加累赘。他们明白，马鞍和朱诺的勺子还可能派上用场，可是为什么押送队里又冷又饿的士兵们要站岗放哨保护这些同样又冷又饿的俄国人，他们沿途不断死去和掉队，而掉队的又可以奉命枪毙——这种事不仅不可理解，而且令人厌恶。押送队的士兵也处于同样痛苦的境地，他们似乎因此而担心，如果表露出对俘虏的怜悯之情，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所以总是面色特别阴沉而又严厉对待他们。

在多罗格布日，押送队的士兵们把俘虏们关进马厩，然后去抢劫自己部队的仓库，就在这时几个被俘的士兵在墙脚挖了洞逃了出去，但是被法国人抓住枪毙了。

先前在离开莫斯科时定下的被俘军官和士兵分开走的规矩早已经被打破；所有还能走路的人都走在一起，于是从第三天起皮埃尔又和卡拉塔耶夫以及把卡拉塔耶夫当作主人的那只雪青色的罗圈腿小狗在一起了。

离开莫斯科的第三天，卡拉塔耶夫在莫斯科军医院里治疗过的热病又发作了，随着卡拉塔耶

夫越来越虚弱，皮埃尔就越来越疏远他。皮埃尔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从卡拉塔耶夫变得虚弱开始，皮埃尔需要强迫自己才能走到他跟前去。即便走到他跟前，听着他那些每逢休息时发出的低声的呻吟，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更加难闻的气味，皮埃尔便离开他远一些，不去想他。

在被俘期间，在木板房里，皮埃尔不是凭理智，而是凭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生命懂得了，人是为了幸福而存在的，而幸福在于他自身，在于人的自然需求得到满足，一切不幸并非来自不足，而是来自过剩；但是现在，在最近三周的行进中，他又懂得了一个新的令人安慰的真理——他懂得了，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懂得了，既不存在让一个人感到幸福和完全自由的境况，也不存在令人感到不幸和不自由的境况。他懂得了，痛苦有界限，自由也有界限，而且这种界限很接近；一个人因玫瑰色的被子卷进一片叶子而感受到的痛苦，与他现在睡在光秃秃潮湿的地上、暖和了身子这边又冻僵了那边的痛苦是一样的；他以前穿上挤脚的舞鞋感到的痛苦，与他现在完全光着脚（他的鞋早就穿坏了）、双脚布满伤口感受到的痛苦是一样的。他懂得了，当他似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妻子结婚时，他并不比现在被关进马厩过夜更自由。后来被他称之为痛苦而当时几乎没有感觉到的这一切事情中，最主要的是那双磨破并结痂的赤脚。（马肉好吃又有营养，被用来代替盐的火药的硝石味甚至令人感到愉快，天气不太冷，白天走路常常感到很热，晚上则点起篝火，咬人的虱子令人愉快地使身子发暖。）此时唯一使他感到痛苦的就是双脚。

行军的第二天，皮埃尔在篝火旁查看了自己的双脚，以为不能用它们走路了；可是当大家都站起来的时候，他也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他暖和了以后，走起来也不觉得痛了，可是晚上这双脚看起来就更加可怕了。但是他不去看它们，而是想别的事。

皮埃尔只有现在才明白了人的全部生命力和人所具有的善于转移注意力的那种救助力量，这种力量很像蒸气锅炉上的安全阀门，只要气体超过一定限度，阀门就排放出多余的气体。

他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如何枪杀其他俘虏，虽然他们当中有一百多人就是这样死的。他不去想日渐衰弱、显然要遭遇那种命运的卡拉塔耶夫。皮埃尔更很少去想自己。他的处境越艰难，前景越可怕，他就越能超脱所处的那种境地，产生一些愉快和令人宽慰的想法、回忆和想象。

十三

二十二日中午，皮埃尔沿着泥泞打滑的道路往山上走，他一直看着自己的双脚和坑坑洼洼的道路。他偶尔看一看周围熟悉的人群，然后又看自己的双脚。两者都与他相关，都是他熟悉的。雪青色的罗圈腿小狗灰灰快活地在路边跑着，它为了证明自己的灵活和满足，不时地抬起一只后腿，用三只腿跳着，然后又撒开四只腿吠叫着向落在尸体上的乌鸦扑去。灰灰比在莫斯科的时候更活泼更肥壮了。到处是各种动物的肉——从人肉到马肉都有，腐烂的程度各异；有人走在路上，狼就不会来，因此灰灰可以随心所欲地吃得饱饱的。

从清晨起就一直下着小雨，它使人觉得立刻就要停了，天空也就要放亮了，可是停了不大一会儿，然后反而下得更大了。饱吸了雨水的道路已经不再吸水了，水沿着车辙像小溪一样流淌着。

皮埃尔走着，环顾着周围，数着脚步，每走三步就弯起一个手指。他在心里对雨说：下吧，下吧，下得再大些。

他觉得他什么都没想；然而，他的内心极深极远的某个地方在思索着某种重要而又令人安慰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他从昨天与卡拉塔耶夫的谈话中得到的最微妙的精神收获。

昨天在夜间宿营地，皮埃尔在熄灭的篝火旁觉得很冷，他站起来走到离得较近的一个烧得更旺的篝火前。在他走近的那个篝火旁坐着普拉东，他像神父穿法衣那样从头裹着军大衣，用干脆悦耳而又虚弱有病的声音给士兵们讲着皮埃尔熟悉的那个故事。已经是后半夜了。在这时候，卡拉塔耶夫通常热病发作后精神振奋起来，往往异常活跃。皮埃尔走到篝火前，听见普拉东虚弱的、病恹恹的声音，看见他那张被火光照亮的难看的脸，皮埃尔心里好像被某种不愉快东西刺了一下。他为自己对这个人的怜悯而吃惊，他想走开，可是没有别的篝火了，于是皮埃尔尽量不去看普拉东，坐到篝火边。

“怎么，你的身体怎么样？”他问。

“身体怎么样？抱怨疾病——上帝是不让死的。”卡拉塔耶夫说，接着又立刻回到已经开了头的故事上去。

“……就这样，我的老弟，”普拉东继续讲下去，瘦削苍白的脸上带着微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快乐的光芒，“就这样，我的老弟……”

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个故事了，卡拉塔耶夫给他一个人讲了六七次这个故事，他讲的时候总是怀着一种特别的、快乐的感情。可是不管皮埃尔多么熟悉这个故事，他现在仍然像听一个新的故事一样听得入了迷，而卡拉塔耶夫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感受到的平静的欣喜也感染了皮埃尔。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老商人，与家人过着规规矩矩而又笃信上帝的生活，一次他与一个富有的商人结伴来到马卡里耶。

在客栈住下以后，两个商人都睡着了，第二天老商人的同伴被人杀死，钱物被抢。在老商人的枕头下面找到一把带血的刀。老商人受到审判，被处以鞭刑，被扯破了鼻孔，——像卡拉塔耶夫说的那样，一切都按照程序行事，最后被送去服苦役。

“就这样，我的老弟（皮埃尔过来时卡拉塔耶夫正讲到这里），那件事过去十来年或者更多年头了。老头一直在服苦役。他规规矩矩，顺从听命，不做坏事。只求上帝赐他一死。就这样，一天夜里，服苦役的人们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老头和他们在一块。于是大家谈起谁为什么受苦，在上帝面前有什么罪。大家开始讲，有的杀了一个人，有的杀了两个，有的放过火，有的是逃跑的农奴，什么罪也没犯。大家问老头：老人家，你是因为什么来受苦的？我，我的小兄弟们，他说，来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孽和别人的罪孽。可是我一个人也没杀过，别人的东西也没拿过，还帮助过穷人。我，我的小兄弟们，是个商人；还有过很多财产。他就这么那么讲着。按照顺序给他们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我，他说，并不为自己难过。这是上帝要惩罚我。他说，我只是可怜我的老伴和孩子。于是老头就哭了起来。恰好他们中间就有打死商人的那个人。他问，老人家，事情发生在哪儿？什么时候？哪个月？全都问到了。他心里很难过。就这样走到老头跟前——突然跪倒在他脚下。他说，老人家，你是在替我受罪。他说，兄弟们，这全是实情，这个人在无缘无故地受苦。他说，我就是干了那件事的人，趁你熟睡的时候把刀子放到你的头下。他说，老人家，看在上帝的份上宽恕我吧。”

卡拉塔耶夫沉默起来，高兴地微笑着，看着篝火，拨了拨劈柴。

“老头就说：上帝会宽恕你的，他说，而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我为自己的罪孽而受苦。他自己伤心地哭起来。你猜怎么着，小山鹰。”卡拉塔耶夫说，那张闪烁着欣喜的表情的脸越来越明亮，似乎他现在要说的话中包含着这个故事的主要魅力和全部意义。“你猜怎么着，小山鹰，这个杀人犯向长官自首了。他说，我杀了六个人（他是个大恶棍），但是我最可怜这个老头。别让他再抱怨我了。他自首了：按照程序录了口供，呈送了公文。这个地方很偏远，当时案子要一级级地审理，所以公文都要逐级呈报。最后送到了沙皇那里。于是沙皇下令：释放商人，给他应得的补偿。公文下来了，开始寻找老头。这个无罪无缘无故受苦的老头在哪儿呢？公文可是沙皇下发的。大家开始找他。”卡拉塔耶夫的下巴颤抖起来。“可是上帝宽恕了他——他死了。就是这样，小山鹰。”卡拉塔耶夫讲完，长时间默默地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前方。

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其中神秘的意义，是卡拉塔耶夫讲这个故事时脸上洋溢的那种欣喜的快乐，这种快乐的神秘的意义，正是这些现在模糊而又快乐地充满了皮埃尔的内心。

十四

“各就各位！”突然有人喊道。

在俘虏和押送兵之间出现了一阵快乐的慌乱，他们期待某种幸福而又庄严的事情的发生。从四面八方传来口令声，从左面出现了一队穿戴整齐、骑着好马的骑兵，他们正催马小跑着绕过骑兵。所有人的脸上都显出紧张的神色，这种神色常常是人们在当局最高人士莅临时才有的。俘虏们挤成一团，他们被推到路边。押送兵排好了队。

“皇帝！皇帝！元帅！伯爵！”健壮的骑兵护卫队刚过去，一辆由灰马拉着的马车就轰响着驶来。皮埃尔匆匆地瞥了一眼，看到了一个戴着三角帽的人的平静、英俊、丰满而又白皙的脸。这是一位元帅。元帅的目光落到了皮埃尔高大而引人注目的身形上，接着他皱起眉头，转过脸去，在他的表情中，皮埃尔感到了同情和隐藏这种同情的愿望。

带领行李车队的将军脸色发红，表情惊恐，他驱赶着自己的那匹瘦马，跟在马车后面疾驰。几个军官走到了一起，士兵把他们围住。所有人的脸色都激动而又紧张。

“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皮埃尔听见有人问。

在元帅经过的时候，俘虏们挤成一团，皮埃尔看到了今天早晨他还没有见过的卡拉塔耶夫。卡拉塔耶夫穿着一件瘦小的军大衣，靠着一棵白桦树坐着。在他的脸上，除了昨天讲述那个无罪受苦的商人的故事时的那种欣喜感动的表情外，还流露出平静庄严的神色。

卡拉塔耶夫用那双善良、含着泪水的圆眼睛看着皮埃尔，看来是在叫他过去，想说什么。可是皮埃尔过于为自己担心。他装作没看见他的目光，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当俘虏们又上路时，皮埃尔回头看了一眼。卡拉塔耶夫仍旧坐在路边的白桦树旁；两个法国人在俯身对他说着什么。皮埃尔没有再回头。他一瘸一拐地往山上走去。

从后面，从卡拉塔耶夫坐过的那个地方传来一声枪响。皮埃尔清晰地听见了枪声，但是就在他听见的那一刻，皮埃尔想起他还没有计算完到斯摩棱斯克还剩下多少站了，还是在元帅经过以前他就开始计算了。于是他又开始数。两个法国士兵从皮埃尔身边跑过去，其中一个手上握着还冒烟的枪。他们两个脸色都很苍白，在他们脸上的表情中——其中一个人胆怯地看了一眼皮埃尔——有某种与他在上次行刑时的一个年轻士兵脸上看到的表情相似的东西。皮埃尔看了看那个士兵，想起这个士兵前两天在篝火上烤自己坏了的衬衫，大家都取笑他。

狗在后面，在卡拉塔耶夫坐过的那个地方哀嚎起来。“这个蠢货，它号叫什么？”皮埃尔想。

与皮埃尔并排走的俘虏兵们也像皮埃尔一样，没有回头看那个传来枪声和狗的号叫声的地方；可是所有人脸上的神情都很严肃。

十五

骑兵车队、俘虏和元帅的车队全都在沙姆舍沃村停了下来。所有人都挤在篝火旁。皮埃尔走到篝火前，吃了一点烤马肉，朝着篝火仰面躺下，很快就睡着了。他又梦见了波罗金诺战役后他在莫扎伊斯克做过的那个梦。

现实的事件与梦境又交织在一起，还是有个人，是他自己或者是别人，对他说了一些想法，甚至就是在莫扎伊斯克对他说过的那些想法。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移动和运转，而这种运动就是上帝。有生命的时候，才有对神灵自我感知的快乐。要热爱生命，热爱上帝。在痛苦中、在因无辜而受苦的时候热爱这种生命是最困难而又最幸福的。”

“卡拉塔耶夫！”皮埃尔想了起来。

突然皮埃尔眼前生动地浮现出他早就忘记了的、在瑞士教过他地理的一位温和的老教师。“等一等，”老头说。于是他给皮埃尔看一个地球仪。这个地球仪是一个活动摇晃球体，它没有比例的大小。球体的整个表面由紧紧挤在一起的浮点组成。这些浮点都在运转和移动，时而由几个融合为一个，时而由一个分裂为多个。每个浮点都极力扩展，以占据更大的空间，但是其他的浮点怀着同样的目的挤压着它，有时把它消灭掉，有时又与其融合。

“这就是生命。”老教师说。

“这是多么简单清楚，”皮埃尔想。“以前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

“中间是上帝，每一个浮点都试图扩展自己，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上帝。它在生长，与其他点融合，它在收缩，受到挤压，它在球体表面上消失，进入到深处，接着又浮上来。瞧他，卡拉塔耶夫，瞧他，浮现出来又消失了。你懂吗，我的孩子。”老师说。

“你懂吗，鬼东西。”一个声音喊道，于是皮埃尔醒了。

他欠起身坐下。刚刚把一个俄罗斯士兵推开的法国人蹲在篝火旁，烤着穿在通条上的马肉。他卷起袖子，青筋暴露、长满汗毛、指头短短的通红的双手灵活地转动着通条。在炭火的亮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张眉头紧皱的、阴沉的、褐色的脸。

“他反正都一样，”他迅速地朝身后的士兵转过身去说道。“……是个强盗。真的。”

士兵转动着通条，阴沉地看了一眼皮埃尔。皮埃尔转过身去，望着暗处。一个俄罗斯俘虏兵，就是被法国人推开的那个士兵，坐在篝火旁，用手拍着什么东西。皮埃尔靠近一看，认出是那只雪青色小狗，它摇着尾巴，坐在士兵身边。

“啊，你来了？”皮埃尔说。“啊，普拉……”他刚要说，但是没有说下去。在他的脑海里突然同时浮现出一件件往事，想起了普拉东坐在树下看他的目光，想起了那个地方传来的枪声，想起了狗的号叫，想起了从他身边跑过去的两个法国士兵的愧疚的脸，想起了士兵手中还在冒烟的枪，想起了在这个宿营地已经没有了卡拉塔耶夫，于是他已经准备相信卡拉塔耶夫被打死了，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心里不知怎么地就想起了夏天在基辅自己家的阳台上与一个波兰美女一起度过的那个夜晚。可是他仍然没有把今天的回想起来的各种事情联系起来，也没有从中得出什么结论，皮埃尔闭上眼睛，夏天的自然景色与有关游泳、有关**的晃动的球体的回忆混杂在一起，于是他沉入了水中，直到水漫过他的头顶。

日出前他被巨大密集的枪声和喊叫声吵醒。法国人从皮埃尔身边跑过去。

“哥萨克！”他们中的一个人喊道，而过了一会儿一群俄国人围住了皮埃尔。

皮埃尔好久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到四面八方传来伙伴们欢乐的喊声。

“兄弟们！我的亲人们，亲爱的！”一些年老的士兵哭着喊着，拥抱着哥萨克和骠骑兵。骠骑兵和哥萨克围着俘虏们，急急忙忙地给他们送东西，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靴子，有的送面包。皮埃尔坐在他们中间号啕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搂着第一个走到他跟前的士兵，一边哭一边吻他。

多洛霍夫站在一座倒塌的房子门口，让缴了械的法国人过去。因所发生的一切而感到激动不安的法国人相互间大声交谈着；但是当他们从多洛霍夫身边经过的时候，看到他正在用马鞭轻轻打着自己的靴子，用冷漠木然而又不会是好兆头的目光看着他们，谈话就停止了。另一面站着多洛霍夫手下的一个哥萨克，他正在查点俘虏人数，数到一百就用粉笔在门上画一条线。

“多少啦？”多洛霍夫问查点俘虏人数的哥萨克。

“二百了。”哥萨克答道。

“快走，快走。”多洛霍夫说，这话是他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他的目光与走过的俘虏的目光相遇时，他的眼中就燃起残酷的光芒。

杰尼索夫面色阴郁，他摘下帽子，跟在几个抬着别佳·罗斯托夫尸体的哥萨克后面，向花园中挖好的墓穴走去。

十六

从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出现严寒天气以来，溃逃的法国人的情形更加悲惨，许多人冻死或者在篝火旁烤死，皇帝、王爷和公爵们穿着皮大衣，坐着马车，带着抢劫来的财物继续赶路；但是就实质而言，自撤离莫斯科以来法国军队逃跑和溃败的进程丝毫没有改变。

法国军队不算近卫军（近卫军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抢劫什么也没干）原有七万三千人，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这七万三千人只剩下了三万六千人（其中不超过五千人是在各种战斗中减员的）。这是级数的第一项，根据它可以准确推断出其余各项。

法国军队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津纳、从别列津纳到维尔诺就是按照这个比例在逐渐减员和消亡，这与寒冷程度、道路有无阻截以及所有其他条件无关。过了维亚济马以后，法国军队不再分为三个纵队，而是挤成一团，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贝尔蒂埃给自己的皇帝呈递过一份报告（众所周知，将领们描述的军队状况往往都与事实相距甚远）。他写道：

“我认为有责任向陛下报告最近三天我在行军中观察到的各个军团的情况。他们几乎乱成一团。只有四分之一的士兵跟着军旗前进，其余士兵则自行朝不同方向走，设法寻找食物和逃避职责。大家都在想着斯摩棱斯克，希望在那里得到休息。最近几天许多士兵扔掉弹药和枪支。不管陛下今后意图如何，但为陛下利益考虑，需要在斯摩棱斯克集聚各个军团，剔除其中步行的骑兵、没有武器的士兵、多余的车队和部分炮兵，因为其目前已与军队数量不相称。需要补充粮食和休整几日；士兵因饥饿和劳累已疲惫不堪；近几日许多人死在路上和宿营地。这种困苦的状况愈演愈烈，令人担忧，如不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情况恶化，若有战事我们将无可用之兵。十一月九日，距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处。”

法国人在涌入他们想象中的乐土斯摩棱斯克以后，为争夺食物互相残杀，劫掠自己的仓库，当所有的东西都抢劫一空后，就继续逃跑。

所有人都在朝前走，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为什么走。天才拿破仑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少，因为没有人给他下达命令。但是他及其周围的人仍旧保持着早已养成的习惯：草拟命令、公文、报告、日程；相互之间称呼“陛下、我的表兄弟、埃克米尔公爵、那不勒斯王”，等等。但是命令和报告都只停留在纸上，根本没有执行，因为无法执行，尽管他们之间相互称呼陛下、殿下、表兄弟，但是他们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干了很多坏事的可怜而又可恶的人，为此现在要受到惩罚了。尽管他们装出关心军队的样子，其实他们每个人想的都只是自己，想要快点离开和保全性命。

十七

俄法两国军队在从莫斯科到涅曼河这段逆转的战局中的行动就像捉迷藏的游戏，两个玩家都蒙上眼睛，其中一个偶尔摇动响铃，以告知捉他的人自己在哪里。最初那个被捉的人不怕对方而不时摇铃，但是当他处境不妙时，他就极力无声无息地走动以便避开对手，心里虽然想着逃避，却常常直接投进了他的怀抱。

最初拿破仑的军队还让人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是他们沿着卡卢加大路撤退的初期，但是后来上了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后，他们用手摁着响铃的铃舌跑起来，心里总是想着他们能跑掉，却常常直接撞到了俄国人身上。

法国人和跟在他们后面的俄国人跑得如此之快，马匹全都疲惫不堪，作为大致了解敌军所在位置的主要手段的骑兵侦察已不存在。此外，由于两军频繁快速变换位置，得到的情报往往无法及时送到。如果二号那天得到敌军一号那天在某地的情报，那么三号那天可以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这支军队已经又走的两程路，已经完全在另外一个地方了。

一支军队在逃跑，另一支军队在追赶。离开斯摩棱斯克时法国人有许多不同的道路可走；在这里停留了四天法国人似乎能够弄清敌人在哪里，能够想出一些有利的办法，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但是在停留四天以后他们这群人又开始逃跑，既不向右也不向左，不采取任何机动，也丝毫不加斟酌，又走那条最坏的老路，沿着熟悉的道路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退却。

法国人以为敌人在后面而不在前面，他们逃跑时把队伍拉得很长，相互之间相隔二十四小时的路程。跑在最前面的是皇帝，接着是各个亲王，再就是各个公爵。俄国军队认为拿破仑会向右去渡第涅伯河，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于是也向右行进，走上通往克拉斯诺耶的大路。于是就像捉迷藏一样，在这里法国人撞上了我们的前卫部队。出乎意料地看到敌人后，法国人乱成一团，由于意外的惊吓而稍做停留，之后扔下跟在后面的伙伴，又开始逃跑。法国的各个部队，先是总督的，然后是达武的，再后是内伊的，好像从俄国军队队列中穿过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在这里通过，一连走了三天。他们互不相顾，扔掉所有的辎重、大炮和一半的人，在夜里从右侧兜半个圈绕过俄国人逃窜。

内伊走在最后（因为尽管他们处境悲惨，或者正是由于这种悲惨的处境，他们才想敲打摔痛他们的地板，才炸毁了不妨碍任何人的斯摩棱斯克的城墙），他的军队原有一万人，到奥尔沙赶上拿破仑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人了，他是抛弃了所有人和所有大炮、夜间偷偷穿过树林才渡过第涅伯河的。

离开奥尔沙后，他们沿着通往维尔诺的大路继续溃逃，也像在和追击部队捉迷藏一样。到了别列津纳河又乱成一团，许多人淹死了，许多人投降了，但是过了河的那些人继续逃窜。他们的主帅穿着皮大衣，坐上雪橇，扔下自己同伴们一个人跑了。能跑的人都跑了，不能跑的人要么投降、要么死了。

十八

法国人在这次逃跑过程中，似乎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毁灭自己的事；这群乌合之众的任何一个行动，从转上卡卢加大道直至主帅逃离军队，都没有丝毫意义；对于战争的这个时期，那些把群众的行动归于一个人的意志的历史学家们似乎已经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描述这次撤退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关于这场战争的书籍堆积如山，而且到处都描述了拿破仑的各项命令及其深谋远虑的计划——他指挥军队的策略及其元帅们的天才的部署。

从小雅罗斯拉韦茨撤退时，他可以走一条通往给养丰富地区的道路，也可以走一条与之平行的道路，也就是后来库图佐夫追击他时走的那条路，因而没有必要走那条被破坏了的道路，可是这种撤退却被说成是根据各种深谋远虑的想法进行的。从斯摩棱斯克到奥尔沙的撤退也被同样描写成深谋远虑的结果。然后又描述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英勇行为，似乎他准备在那里打仗并要亲自指挥，他拿着一根桦树棍走来走去说：

“我已经当够了皇帝，现在是当将军的时候了。”尽管如此，他说完这话又立刻继续逃跑，撇下后面分散的部队，让他们听凭命运的摆布。

接着又给我们描述了元帅们，尤其是内伊的精神的伟大，这种伟大之处在于他在没带军旗、炮兵和十分之九的部队的情况下，就在夜间穿过树林、渡过第涅伯河到达了奥尔沙。

最后，伟大的皇帝最后脱离英勇的部队这一行为也被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看作是伟大和天才的表现。这种最终逃跑的行为，在人类的语言中被称之为无耻至极，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中知道什么是羞耻，甚至就连这种行为在历史学家们的语言里也获得了合理的解释。

当历史论断这种如此富有弹性的丝线已经无法拉得更长时，当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全人类称之为善、甚至正义的东西时，历史学家们就提出伟大这一解救性的概念。伟大似乎可以超越好与坏的尺度。对于伟人而言，他们没有不良行为。谁要是伟大，谁就没有那种可以让人用来责怪他的恐惧。

“这很伟大！”历史学家们说，此时已经没有好和坏之分，而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好，不伟大就是坏。按照他们的理解，伟大是被他们称之为英雄的那些特殊动物的本质。于是乎，拿破仑穿着暖和的皮大衣，抛下正在遭到灭亡的同伴和他带到这里来的（在他看来）人们，自行逃回家去，此时他觉得这很伟大，因此他的心是坦然的。

“崇高（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某种崇高的东西）离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他说。于是全世界五十年来一直都在重复：“崇高！伟大！伟大的拿破仑！崇高离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没有人会想到，承认无法用好与坏的尺度来衡量的伟大，就是承认自己的微不足道和无限渺小。

对我们而言，用基督赋予我们的衡量好与坏的尺度，不存在无法衡量的东西。哪里没有纯朴、善良和真理，哪里就没有伟大。

十九

俄国人在读到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记述时，有谁没产生过恼火、不满和模糊不清的沉痛感受。有谁没给自己提出过下面一些问题：既然三路大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他们，既然溃散的法国人在又饿又冷的情况下大批投降，既然（史书这样告诉我们）俄国人的目的正是在于阻截、切断和俘虏全部法国人，却为什么没有俘虏和消灭全部他们呢？

既然俄国军队在比法国军队人数少的情况下都能进行波罗金诺战役，那么从三面包围法国人、以俘虏他们为目的的军队怎么就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呢？难道法国人比我们具有更大的优势，致使我们在以优势兵力包围他们的情况下也无法将其打败？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呢？

历史（所谓的历史）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说，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以及某某人没有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策略。

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采取这些策略呢？如果他们的罪责在于没有达到既定的目的，为什么不审判和处死他们？然而，即便假定俄国人的失利是库图佐夫、奇恰戈夫等人的过错，仍然无法理解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附近拥有那样的条件（在两地俄军均占力量优势），为什么没有俘虏法国军队及其元帅、亲王和皇帝们，既然俄国人的目的就在于此？

用库图佐夫阻挠了进攻来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俄罗斯军事史学家们就是这样做的）是没有充分理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库图佐夫的意志没能阻止军队在维亚济马和塔鲁季诺发动进攻。

为什么俄国军队以薄弱兵力在波罗金诺战胜了以全部兵力抵抗的敌人，而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以优势兵力却被溃散的法国人的乌合之众打败？

如果说俄国人的目的在于切断法军并俘虏拿破仑及其元帅们，那么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为达到目的而进行的所有尝试均以最可耻的方式遭到失败，那么法国人认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就完全是正确的，而俄国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个阶段是俄国人获胜，也就完全错了。

俄国军事史学家们遵照逻辑的要求，不由自主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虽然热情歌颂俄军的英勇和忠诚等等品质，但是又不由得承认法国人撤离莫斯科是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和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失败。

但是如果完全抛开民族自尊心，就会感到，这一结论本身包含着矛盾，因为法国人的一系列胜利导致他们彻底灭亡，而俄国人的一连串失败使他们完全消灭敌人，光复了国土。

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历史学家们根据皇帝和将军们的书信、根据各种报告、战报和计划等等研究各个事件，他们提出了一个虚构的、从来就不存在的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似乎此时目的在于切断法军、俘虏拿破仑及其将军们和部队。

这个目的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它没有意义，实现这个目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目的之所以没有任何意义，第一，因为拿破仑的溃散的军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从俄国逃跑，也就是做了每一个俄国人都希望的事。当法国人以只有他们能够达到的速度快速逃跑时，为什么要对他们发起各种战斗呢？

第二，在路上拦截全力逃跑的人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损失自己的部队去消灭法国军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没有外因的作用下它就已经在迅速消亡，即便不挡住他们的路，他们也不能带出比在十二月越过国境时更多的人，即不能带出多于整个大军百分之一的人。

第四，想要俘虏皇帝、亲王和公爵们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当时最有经验的外交家们（约·梅斯特尔以及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俘虏这些人只能最大限度地给俄国人的行动带来困难。想要俘虏法国兵团就更加没有意义，因为自己的军队到克拉斯诺耶的时候减少了一半，而押送俘虏兵团需要拨出几个师的兵力，而且自己的士兵还得不到充足的粮食，已经抓来的俘虏正在饿死。

切断以及俘虏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深谋远虑的计划，类似于一个菜园主的计划，他为了要把践踏菜畦的牲口赶出菜园，跑到门口并对它迎头痛打。唯一可以为菜园主辩护的理由，就是他太气愤了。但是就连这一点也不适用于计划的制定者们，因为不是他们受到了践踏菜园之苦。

再者，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无法做到。

这之所以无法做到，第一，因为经验表明，在一次战斗中各个纵队相距五俄里活动从来就不符合作战计划的要求，要让奇恰戈夫、库图佐夫、维特根施泰因及时赶到指定地点集合的那种可能性极小，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事情，库图佐夫也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接到计划的时候就说过，远距离牵制不会带来预期结果。

第二，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要想消解拿破仑军队回撤时产生的那种惯力，需要几支比俄国现有军队大得无可比拟的军队。

第三，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切断这一军事用语没有任何意义。可以切断一块面包，但是不能切断军队。切断军队——挡住其退路——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四周可以绕行的地点总是很多，还可以利用什么也看不见的黑夜，这一点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例子就可以让军事科学家们信服。如果被抓的人不俯首就擒是无论如何抓不到俘虏的，就像无法抓到一只燕子，要想抓住它，除非它落到你手上。只能俘虏那些像德国人一样按照战术战略投降的人。但是法国军队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完全正确地，因为逃跑和被俘等着他们同样都是饿死和冻死。

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自世界存在以来，从未有过像一八一二年这样如此可怕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俄国军队在追击法国人的过程中已经竭尽全力，已经无法做出更大努力，否则将自我毁灭。

俄国军队在从塔卢丁诺到克拉斯诺耶的行进中，有五万人生病和掉队，即相当于一个较大省城的人口。一半人是未经战斗离队的。

在战争的这一时期，部队官兵没有靴子和大衣，粮食不足，没有伏特加，几个月中冒着零下十五度的严寒露宿雪地；那时白天只有七八个小时，而其余时间都是黑夜，而夜里军纪不可能再起作用；那时人们不像参加战斗那样，只有几个小时处于没有军纪的死亡地带，而是一连几个月，每时每刻都在与饿死和冻死做斗争；那时队伍中每个月都有一半人死亡；谈到战争的这一时期，历史学家们对我们说，米洛拉多维奇本应该向某地侧翼进军，而托尔马索夫也应当朝某地行进，奇恰戈夫应当转移到某地（在没膝的雪地中转移），某人应该击溃和切断等等，等等。

死掉一半的俄国人为达到无愧于人民的目的，做了一切能做到的和应该做的，至于另外一些俄国人坐在缓和的房间里建议去做那些无法做到的事，那并非他们有错。

事实与历史记载之间的所有这些奇怪的、现在难以理解的矛盾，都只是源于记述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们描写的是各位将军的美好情感和言辞，而非事件的发展过程。

对他们而言，似乎非常重要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论、这位或者那位将军荣获的奖章以及他们的推测；而有关留在军医院和坟墓里的五万人的问题，并不让他们感兴趣，因为不属于他们的研究范围。

但是，只要不去研究各种战报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是深入到直接参予事件的几十万人的活动中去，那么先前看似无法解决的所有问题，都会意外地迎刃而解，得到确信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退路的目的从来就不曾有过，它只存在于十几个人的想象中。它不可能存在，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无法实现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光复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这个目的达到了，首先这是自然而然地达到的，因为法国人自己逃跑了，所以要做的只是不要阻止他们的这种行动。其次，这一目的是通过消灭法国军队的人民战争达到的。再次，因为有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跟在法国人后面，只要他们一停下，就对他们使用武力。

俄国军队应该像驱赶奔跑的牲口的鞭子那样行动。经验丰富的赶牲口的人都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高高地举着鞭子吓唬它，而不是劈头盖脑地抽打它。

（本章完）